第十二讲 摆脱周期循环，建设先进文化
—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什么？
主讲人：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主攻中国社会经济史、农民史、比较历史学与改革—现代化研究。主要著作有：《陕西通史》（宋元卷、明清卷、魏晋南北朝卷）、《市场的昨天与今天》、《田园诗与狂想曲》、《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问题与主义》、《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等。
讲授提纲
一，辉煌与黯淡交替的历史
中国历史宏观进程表现为文明长期延续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极生治治极而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循环。从历史数据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人口的大起大落。治世的秩序与盛世的繁荣使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几个中心之一和周边各国的榜样，而衰世的腐败与乱世的血腥也是世上少有。除了各个主要王朝的兴亡循环外，还有更大尺度的、以秦、隋、元和民国为分界的四次大周期。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历史中的另一种悖论，即富与强、国与民的悖反。富而不强，强而不富；反映在地域上就是经济发达地区在政治上往往处于弱势（秦汉之关东、元明清之江南等），而政治中心地区经济却都较穷。反映在时代上就是国力强大如唐，民生并不富裕，而“强秦”更是干脆以“足民何可以为治”为国策；反过来说，宋之经济繁荣富庶却与其国力不振形成鲜明反差。反映在理论上，就是对我国大一统传统影响极大的法家学说，如商鞅就专门写有《弱民》篇，反复强调“国强则民弱”、“民强则国弱”的观点。
二，制度的奇迹与怪圈
中国自秦以来建立了以法家主张为指导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经过若干调整到汉代出现了“儒表法里”的格局，经过隋唐时代科举、回避诸制的完善，宋元明清更加成熟。这个制度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在农业社会的物质条件下造就了通常在工业文明时代才成为可能的科层制国家机器并借此形成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集中人力物力去做许多事情。二是这个制度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在历史上多次被破坏又重建，两千年来并未遇到更为可行的替代物。
但是它也造成了许多“怪圈”，如经济上“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怪圈、“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政治上“豪强”与“酷吏”的怪圈、“内朝”与“外朝”、“行官”与“坐官”、分权与集权的循环等等。
三，近代以来的启示
国人学西方，经历了洋务学“器物”、戊戌—辛亥学“制度”和五四学“文化”的几个阶段，最后在文革中却发现“与传统彻底决裂”的结果反而回到法家那里去了，这是为什么？
四，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中国现代化的一些设想
问题可能并不在于“激进”还是“保守”，“西化”还是“回归”，而在于对我们历史传统的真正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它与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矛盾点与契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