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清前中期史（1644－1840）
主讲人：郭成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导师。主要专业方向为清史，主攻乾隆朝政治史、社会史。现为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委员，《清史研究》主编等。主要学术专著有《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政治卷）》、《乾隆大帝》（七十余万字）、《康乾盛世历史报告》等七部，及学术论文50余篇。
讲授提纲
一、清前中期史的基本脉络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从1644年（清顺治元年 明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定都北京，到1912年宣统帝退位，统治中国长达268年。以1840年（道光二十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为标志，清朝的历史通常被分为清前中期史和晚清史两大段，前一段是中国古代史的终结，后一段则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
讲清史就不能不先说一点关外时期的清开国史。
清朝是由满洲贵族联合蒙古族、汉族上层建立的。满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先世靺鞨在唐代曾建渤海国，尔后女真族又建立了统治北中国的金朝。从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努尔哈赤承继女真先人遗业建立“后金”国，到1636年（明崇祯九年 清崇德元年）其子清太宗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以至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其间28年的清开国史不过是明史的一部分；然而，这一时期以满文化为主导，融合汉、蒙文化创制的治国方针政策以及典章制度对有清一代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644——1840年的清前中期史，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大致可分为奠定国基、康乾盛世和嘉道中衰三个阶段。
奠定国基（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 1644－1683）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病卒，诸王大臣齐集会议嗣君事，睿亲王多尔衮首倡拥立福临即帝位。福临，太宗皇太极第9子，母孝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时年6岁，由叔父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左右辅理国政，改明年为顺治元年。翌年，明亡，清兵入关，定鼎燕京。多尔衮以创业功巨，威权独揽，竟封“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卒。顺治帝亲政，追论多尔衮“悖逆”之罪，削爵，平毁墓葬，而治国仍循摄政王既定方针。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帝病逝，《遗诏》立年方8岁的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即皇帝位；又特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玄烨即位，改明年为康熙元年。康熙八年（1669）逮治权臣鳌拜，康熙帝始亲政。
清兵入关至削平三藩、统一台湾，清统治者贯注精力于平定汉族集中居住的中原地区，以确立继明朝之后清朝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到这一阶段结束时，有政治影响、军事实力的各种反清势力被次第荡平，新一代汉族士人、士大夫已认同由满洲贵族所建立的新王朝，广大人民希望和平与统一。在这40年间奠定的国家基础之上，开始缔造康乾盛世的辉煌大厦。
康乾盛世（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六十年 1684——1795）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间，清朝国势极于全盛，因而被后世史家称美为“康乾盛世”。
康熙帝于三藩之乱初起时立嫡长子、皇二子胤礽为太子，此后太子废立旋踵，皇储未定。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帝病逝，皇四子胤禛仓猝继位，改明年为雍正元年。雍正帝临御天下之始，即密立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迨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暴卒，皇四子弘历遂以太子顺利即位，改明年为乾隆元年。乾隆帝是历代帝王最长寿的一位，他自言在位时间不敢上同皇祖康熙帝，是以在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将帝位禅让给皇十五子永琰（即位后更名颙琰），自居太上皇训政，并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康雍乾三位皇帝前后相继，融合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开创了与前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
元盛世相比毫不逊色的鼎盛局面。
康乾盛世虽然通常以康熙、乾隆为时间断限，但它的发端准确地讲是康熙中期三藩之乱的平定和台湾的统一，此后近40年（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684－1722年）为盛世奠基期，雍正和乾隆前中期（雍正元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23－1774年）为盛世巅峰期，乾隆后期（乾隆四十年至乾隆六十年，1775－1795年）为盛世衰落期。
嘉道中衰（嘉庆元年至道光二十年 1796—1840）
嘉庆元年（1796）元旦举行帝位授受大典后，嘉庆帝虽然名为皇帝，国家大权实际上仍在太上皇乾隆控制之下。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借太上皇耄昏弄权，政治更不堪问。嘉庆四年（1799）正月，太上皇去世，嘉庆帝即革和珅职，旋将其下狱赐死，由此而开始亲政，又恪遵秘密立储家法，密立皇二子绵宁（即位后改宁）为皇太子。嘉庆二十五年（1820）八月，嘉庆帝猝逝于避暑山庄，皇二子旻宁即帝位，改明年为道光元年。道光帝在位30年，而作为中国历史重要分界标志的鸦片战争已于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性质也从此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学习清前中期史应重视的几个问题
第一，清代是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以至最后完成的最关键时期，因此，边疆、民族部分应予以高度重视。应高度评价清朝对奠定今天中国版图作出的巨大贡献，要注意总结清朝民族统治政策和治理边疆的历史经验。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聚居的广阔的边疆地区永远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这种唇齿相依、血肉相联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今天常常讲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而我们凭恃的主要物质基础则是清代留给我么家底——广袤的领土和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第二，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不断强化并达到高度完备的重要时期。如何解释在极端专制的清朝康雍乾时代中国国势竟臻于极盛？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对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应作出怎样的价值评判。评价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的集权趋势时，既要看到极端专制所体现的国家最高权力的高度集中曾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又不能因此而无视中国传统政治以及传统文化内在的缺陷和历史局限性；既要强调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的政治现代化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又不能因此而拒绝学习和借鉴近代西方的政治文明。
第三，人口问题。康乾时期，中国人口不止翻了一番，首次突破3亿，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一个多世纪中人口呈直线上升趋势，也与此前波浪式增长迥然有别，这一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今天人口的基数以及在整个世界人口格局中所占的地位是清前中期最后奠定的。从经济上看，大幅度增长的人口与大面积增加的垦田相结合，把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提到了空前的高度，由此而推动的全国性人口资源和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使我国经济地理格局更趋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适度增长是托起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经济支柱。但到了乾隆中期，也就是18世纪60年代以后，人口膨胀的负面作用开始日益严重起来，成为潜伏于国家肌体深处的无法疗治的病患。乾隆皇帝和“中国的马尔萨斯”洪亮吉对人口的无限增长在束手无策之余，都表示出深深的忧虑。究竟为什么清代的中国未能如同时代的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工业化、城镇化的途径走出人口繁滋的困境？
第四，要有一种开阔的全球视角来理解清代的历史。15世纪末世界航海时代开始后，以海外贸易为纽带全球的整体性空前加强了。必须把明中叶以后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动的大背景下考察，特别要重视中外贸易量激增、外国银元大量内流，以及玉米、番薯等美洲农作物新品种引进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地理格局的全面影响，从而深入认识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酝酿着的深刻变动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的深层次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世界形势的剧变，最终就要结束中国长期以来在东亚独立生存发展的历史，不管是不是情愿，我们已经被造物者无情地置于一个你死我活的世界列强大竞技场中。中国国势的盛衰，中华民族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与世界列强综合国力竞争的结果。这一历史趋势，从明清之际开其端绪，一直左右着中国历史进程，时至今日，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可以说更加严峻。
三、政治家，或者说一个政治工作者，应该怎样学历史
——从密西西比河上的船夫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