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也是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两大历史性课题。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在新的形势下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强大思想武器。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创造力,对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能否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事关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生死存亡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中,始终面临着兴衰成败、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执政50多年来,如何不断巩固执政地位、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一直伴随着我们党执政的全过程,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而且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课题。进入新世纪,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任务,能不能经受住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能不能抵御各种风险,能不能避免重蹈苏东共产党和一些国家老牌执政党垮台的覆辙,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就显得更为现实和紧迫。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沉着应对国际国内一系列的新变化和新挑战,继续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努力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就指出,要“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而明确提出“两大历史性课题”这个概念,是在2000年中纪委四次会议上。此后,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要围绕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只有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我们党才能正确驾驭国际局势,应对世界的风云变幻,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统一。尽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可以预料的较长时期内,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然而,天下还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特别是“9·11”事件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在政治上施压,在经济上“制裁”,在文化上渗透,并公然支持境外和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分裂主义势力搞颠覆活动,使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面临严重威胁。我们与西方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如果我们头脑不清醒,麻木不仁,丢掉四项基本原则,丧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确有重蹈苏东共产党垮台覆辙的危险。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的突飞猛进,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既是机遇,也是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世界经济的波动对我国的影响和冲击会越来越直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将变得更为艰巨和严峻。如果我们不了解当今信息时代国际资本运行的规律,缺乏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能力,或者我们的技术设备落后,那么我们奋斗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家底也许会在一夜之间被人鲸吞。况且,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的大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除一般的经济风险外,还面临着严峻的政治风险。因此,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盘根错节和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如果我们党不进一步提高应对国际事变的能力和斗争艺术,将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根。我们必须在保证国家经济利益、促进经济长足发展的同时,坚决维护党和国家的政治安全,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只有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维护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份、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都多样化了,社会矛盾异常复杂,有的还十分尖锐。在当今中国,国家要强盛,人民要富裕,民族要复兴,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我们已经建立并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纲领及其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如果动摇了,就会国无宁日,民无宁日,13亿中国人连饭都吃不上,哪里还会有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进步。这不仅对中国人民是个灾难,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将是一个大灾难。
只有进一步解决好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才能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近年来,我们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围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的先进性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也相当不少,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我们需要研究新情况、解决的新问题也相当不少。江泽民同志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脱离群众,腐败蔓延,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而不能熟视无睹,不能掉以轻心,不能自毁长城。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继续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把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把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有力、更加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强大思想武器
江泽民同志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强大思想武器。“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制度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经过深思熟虑所选择的加强党的建设的大思路。也只有如此,我们党才能面对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潮流,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才能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才能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来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好两大历史课题,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又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要贯彻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党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就能够朝气蓬勃,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作者为中组部党建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万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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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主流政党建设的新变化
执政党是民族国家奔向现代化进程中的领路人和领跑者,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加强执政党的理论创新、强化执政党的执政意识和改善执政方式以适应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社会急剧变化,是世界各国执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革命浪潮和经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对西方国家企业管理模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产生强烈冲击,也对西欧主流政党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中间阶层群体不断扩大,非意识形态倾向不断发展,对以中下群体为社会基础的西欧社会党产生了严重冲击,使它的政治吸引力和感召力不断下降。面对这样的困境,西欧社会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调整。
注重进行理论、政策和模式创新。欧洲社会党在指导思想上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表现在它善于吸取各种社会思潮,在理论思想上兼容并包,使它能够及时跟上社会上的各种新思想、新潮流,通过创新不断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更丰富、更完善,不至于出现思想僵化。
其次是政治上的创新。欧洲社会党大多是在多党或者两党的体制下,政治上如果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必然会被淘汰出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非常重视在政治上能够驾驭社会生活,善于吸取其他政党的一些执政经验为自己所用,也就是说趋同能力特别强,这一点他们做的很成功。
扩大党的社会阶级基础。从社会新变化出发,进一步向中间层靠拢,向选民最大限度开放,寻求跨阶级的支持,扩大自己的生存基础。德国社民党在1998年竞选纲领中就强调,邀请一切社会力量与之合作,从雇员、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科技人员直至企业家。英国工党要努力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工党”,要“摒弃阶级政治”,寻求跨阶级合作。布莱尔一再宣称自己不仅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也是以人民的名义讲话,提出工党不仅要成为“人民的党”,也要成为“商业界和企业界的党”。
改革党的组织和生存方式,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允许非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加强与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关系,并从中吸取有益的思想主张,借助因特网等高科技手段,加强中央与地方、党的领导与普通党员、党员与公民的对话和沟通,改进党的宣传方式,利用大众传媒传递党的信息。比如德国社民党就宣称要努力成为一个“网络党”,利用因特网为党与非党、党的领导和普通党员搭建了一个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同时它还利用现代媒体改进党的宣传方式,及时把党的信息向公众传播。
西方国家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发源地,各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健全了政党执掌政权的法规和制度,形成了比较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的执政方式,因而能够较快的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
在执政手法上、多数执政党主要以间接调控为主,注意“政府台前”与“政党幕后”的关系。法国社会党认为执政党退居幕后超脱于政府之外,可以避免在选民与政府发生矛盾时陷入困境,以免群众对政府的不满直接转移到执政党身上。执政党有时甚至也扮演批评者的角色,缓和群众与政府的矛盾。此外,执政党不去干预具体政务,专心于党务,可以精简党的机构,提高效能。如德国社民党的专职党务干部仅1000多人,其中在联邦党组织工作的只有200多人,其余800多人分布在各州的党组织中。
在党的职能和作用上,淡化政党日常活动的政治色彩,注重党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作用。西方国家大多数政党的“选举党”色彩比较浓重,平时主要研究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大选时集中力量投入选举,力争赢得大选。基层党组织平时大多处于“政治冬眠”状态。瑞典社民党的主要职责是提出今后5~10年方向性、指导性的政治文件和政治框架,议会党团在这个框架内根据当时的经济环境、政治条件、选民情绪和与其他党派的妥协情况提出议案,通过后由政府具体实施。法国社民党在党内成立了各种专题委员会,就一些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向政府提出前瞻性的报告、建议和对策,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党的主要作用是制定基本纲领,确定发展方向和输送政治官员。
党政分开、依法行政是现代执政党的主流趋势。西方国家的执政党比较注意党政分工,各司其职。除党的高层领导人外很少兼任政府职务,有的最高领导人在出任政府首脑后还会辞去党内职务,集中精力处理政府事务。专职党务干部依旧留在党内专司党务,并不随政党上台而官僚化,保持了党的干部队伍在台上台下时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党并不干预、介入政府运作及具体事务,政府在既定的框架轨道上自行稳步运转,保证了政府的行政自主权及工作的灵活性和高效率,避免了党政机构重叠、职责混乱和以党代政等弊端。
执政党虽是国家政权的掌控者,但法律凌驾于一切政治权力之上,具有最高权威。尽管执政党依靠议会中的多数通过它所希望的法案,但仍须受宪法和法律监督与检验。多数执政党尤其是西方政党比较注意处理好领导立治、率先守法和依法行政的关系。对执政党权力制约的主要手段是宪法、法律的监督和制约。
大多数执政党的党务机构比较精练,人员少,效率高,注意培植权威领袖和领导集团。任何系统的效率不在于系统要素的多寡,而在于系统内要素的优化配置。外国执政党的党务机构大都比较精干,如瑞典社民党的中央党部仅设五个部:社会分析部负责关注社会舆论动向,研究形势动态;组织部负责党代会的组织准备和竞选工作;工会运动部负责与工会及地方的联系;行政部主要承担党部的日常行政工作;报刊发行部负责新闻宣传工作。
注重按标准和程序选拔任用干部。一是坚持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原则。以个人才干为主、意识形态为次。比如英国工党主要是通过选举发现候选人,比较注重候选人外在的表现,看他的组织才干,与选民沟通的能力等。二是重视干部的年轻化和自我更新。强调要适应时代的变迁从年轻一代中招募优秀人才,进行党的自我更新。三是党政干部产生主要通过组织推荐和群众选举产生。一些党为此制定严格的考核和录用程序。(周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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