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国学经典导读讲座第五讲 荀子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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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学智         荀子名况，字卿，也称孙卿，战国后期赵国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政治，学术活动时间约在公元前298—公元前238年间，年50左右到齐国游学，并曾三为稷下祭酒。到过楚国，春申君让他作兰陵令，终老于兰陵。荀子著书32篇，与《汉书·艺文志》所录篇数相同。唐朝的杨倞为《荀子》作注，并对篇次作了调整。今本荀子就是经过杨倞重新编排的。《荀子》的重要参考书还有清代王先谦的《荀子集解》。   一 、 政治历史观     荀子生当战国末天下趋于统一的时代，他的社会政治理论是为建立统一的国家作理论准备的。他提出“隆礼”、“重法”的主张。但他讲的礼已经不是孔子所讲的礼了，而是经过改造，注入了新的内容的礼。荀子看到了社会物质生活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关系，认为人生来就有物质欲望，如果这种欲望没有度量，就要发生争夺，造成社会混乱。为了防止争夺，混乱，所以制定了“礼义”和“法度”。荀子把礼看成像检验尺寸的法度，检验重量的权衡，检验曲直的绳墨，检验方圆的规矩。因此，荀子认为礼的中心内容是“分”和“别”，即区别贵贱，长幼，贫富等等级，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恰当)者也。”(《富国》)礼就是要使每个社会成员在贵贱，长幼，贫富中有恰当的地位。这种地位，不是完全按照宗族血缘关系，世袭等级制度，而是根据新的生产关系，荀子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这是讲，即使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不符合新的政治和道德标准的，那只能当普通老百姓。相反，一般老百姓的子孙，如果努力积累学识，搞好道德修养，符合新的政治和道德标准的，那就可以让他们当卿相士大夫各级官吏。荀子的这一思想打破了“世卿世禄”的宗法等级制。荀子还认为礼是法的根本原则和基础。他说“礼，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在他看来，法应是根据礼的标准来制定的。 荀子反对简单地把人等同于其他自然物，他从社会道德关系，政治制度等方面来分析人的特点。荀子认为，人与其他物类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的主要点就在于人是有组织的，人能“群”。他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王制》)这是说，人气力不如牛，奔跑不如马，但为什么人却能够役使牛和马呢?这是因为人能够组织成社会。为什么人能够组织成社会而牛马不能呢?那是因为人能够“分”，即有一定的等级区分和职业分工。至于人之所以能够实行“分”，那又是因为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义”)保证和约束它。因为如果贵贱都一样，就不能制约，役使；权势都一样，就不可能达到权力的统一。这样，必然产生争斗，造成社会混乱。所以，社会等级是必需的。只有建立起等级制度，社会才能治理好。        荀子在历史观上比较注重当前的现实，他反对孟子那样言必称“三代”(夏，商，周)，崇拜“先王”。荀子大讲“法后王”，所谓“后王”，相对于尧舜禹汤等先王，指的是周的文王，武王。他根据新的政治需要改塑了周文王，武王的面貌。荀子强调“以近知远”，他说：“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不苟》)就是说，要从今天的社会现实出发，去考察过去的历史。 荀子从历史的教训中看到了人民的作用，他引用古代的传说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他告诫统治者，如果人民对政治不满，统治者的地位就不安定。这就像水和船的关系一样，水虽能够承载船，但是一旦掀起巨浪，就能把船吞没。所以，统治者要给人民以现实利益，使人民安定，这样统治者的地位就可以稳固了。 荀子认为社会伦理规范是永恒的，他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王制》)而这些制度和规范主要靠士大夫中的有德之人来施行，他们是社会的中坚。他说：“君子者，治之原也。”(《君道》)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王制》) 所以他对士君子提出了很高要求，把修德和积学作为士君子的第一件大事。                               二、性恶说     荀子主张性恶，与孟子性善说相反。荀子说，“人性恶，其善者伪也。”就是说，人性是恶的，善是后天人为的结果。荀子所说的性与孟子不同，他说，“不事而自然谓之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就是说性是人生来就有的材质。关于天性和人为的关系，荀子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就是说性是天生的材质，是人为施加的根据。人为是后天的教化，是人性完美的措施。所以荀子提倡“化性起伪”，即用人为来变化本性。和孟子比较，孟子所说的人性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荀子所说的性却是一切动物共通的，他说，“今人之性， 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用此观之，则人 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但荀子在重视后天教化上和孟子是一致的。他提出，“途之人可以为禹”。就是化性起伪的结果。   三、自然观     《史记》说：“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可见他是不相信当时的巫术迷信的。他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荀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特别重视天，荀子则特别重视人。他的明于天人之分的命题是说，天和人有不同的职分，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不能以自然现象来解释社会的治乱。人的职分在于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掌握自然规律为人服务。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说自然界有它自己的规律，不因为人的贤愚而改变。天的职能是“不为而成，不求而得。”日月星辰自然运行，阴阳四时自然变化，万物各得天地的滋养而生长，看不到天是怎样活动的，只看到它的结果，这叫“天功”(天的自然功用)。荀子还指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活动也体现着自然的法则和规律，“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为天情。”他把耳目口鼻叫作天官，把心叫作天君。这都是强调它的天然自有和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活动也不能违反自然，但人可以认识自然控制自然为人的目的服务。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以上《天论》）就是说，与其把天看得很神秘而空想它，歌颂它，等待它的赐予，不如掌握它为人所用。这与庄子的“无以故灭命”正好相反。它是先秦最为明确的以人胜天的主张。但在今日人对于自然过度利用，在环保和生态出现很多问题的境况下，应该把向自然索取和与自然协调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荀子以他的自然观为基础，对当时的许多术数迷信提出了批评，他批评“相术”说：“论相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无害为君子。”就是说，相貌没有心重要，心没有思想方法重要。思想方法正确，就是君子。当时人们对自然界偶然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很迷信，认为这是灾祸将要出现的预兆，荀子批评这种情况，“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又如对求雨，日月食而救之，卜筮然后决大事，荀子都提出批评。对有鬼论，荀子也指出它的根源，“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眩之时定之。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之时也。”这明显是理智论的，与墨子的经验论不同。     四、荀子论心的修养与思想方法     荀子反对知识活动中的片面性，他认为当时诸子百家都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认为知识活动的最大障碍是思想方法上的之见一隅，他说，“凡人之蔽，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就是说，事物的差别就会造成片面性。因此他提倡“解蔽”。他说：“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害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兼陈万物而中悬衡，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无欲无恶是要去掉这些蔽害，兼陈万物是要搜集各方面的情况，中悬衡就是心中树立起正确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道，他说，“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 他还认为，要掌握道，还要靠心的修养。“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道，曰虚一而静。”虚一而静是荀子对黄老学派静因之道的继承。荀子说，“心未尝不藏，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谓之虚。”可见虚就是不以所已有的知识妨碍将要接受的知识。荀子又说“心未尝不两，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就是说心可以同时兼知许多知识，不要让兼知的东西互相妨害。荀子又说，“心未尝不动，心卧则偷，使之则谋，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以上《解蔽》）就是说，人在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作梦，人醒的时候运用心就可以思谋。不以作梦和胡思乱想扰乱正常思惟就是静。虚一而静就可以达到大清明的状态。大清明就是心不为片面所蔽。荀子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惠施蔽于辞而不知用。他是一个清醒的理智主义者。   五、逻辑思想     荀子有《正名》篇，讨论逻辑问题。他把名分为四类，即刑名(法律名词)，爵名(官职名词)，文名(文化教育名词)，散名(一般事物的名称)。关于名，荀子提出了三个问题：为什么有名，名的种类，制定名的原则。荀子认为，“制名以指实，上以别贵贱，下以别同异，此所为有名也。”区别贵贱等级，区分不同事物，这是名存在的理由。关于名的种类，荀子列出单名(一类事物之名，如马)，兼名  (多类事物混合之名，如鸟兽)，共名(各类事物共通之名，如牲畜)。一个类中有更小的类，如马中有白马，黄马，叫别名。别名中有别名。最小的别名是大别名。共名之上有共名， 最大的共名是大共名。大共名相当于墨经的达名，如物。制定名的原则，荀子说，“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就是说，名最初没有固定的事物靠它来指称，哪个名指称哪个实是由人们约定的。但名一经约定，就确有所指，不能随便更改。制名以简便易解为善。荀子也对概念、判断、辩论作了说明；“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辩论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就是说，名是用来指称实物的，判断命题是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达一个意思。辩论是用约定的概念来说清道理。     荀子对当时扰乱名实的作法提出批评，第一种是“惑于用名以乱名”，即用另外的名扰乱原有的名，或偷换概念。如见侮不辱。杀盗非杀人。纠正的办法是确定名的实际意思。第二种是“惑于用实以乱名”，即用个别的例外去否定一般。如“山渊平”。纠正的办法是看事物实际的同异。第三种是“惑于用名以乱实”，即用名的一般情况否定名中包含的个别。如“有牛马非马也”。纠正的办法是用大家都接受的用法。这三种错误，即偷换概念，以偏否定全，以全否定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