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国学经典导读名家讲座 第十讲 《贞观政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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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2007年1月14日上午9：00～11：30 地 点：外交学院二楼会议室 主讲人：吴宗国（北京大学教授） 吴宗国 男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隋唐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论 著： 《中国史纲要》第二册隋唐部分（与汪篯合著）人民出版社，1966年。 《中国古代史讲义》（试用稿）》隋唐部分，校内印制，1973年。 《北京史》隋唐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唐玄宗》（与阎守诚合著）三秦出版社，1989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部分条目，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中华军事人物大辞典》隋唐时期条目，新华出版社，1989年。 《大学文科指导书目：历史学》（主编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 《中国史纲要（修订本）》上册隋唐部分，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隋唐卷)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 《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03年。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主编，（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学术机构和刊物中的任职： 中国唐史学会理事，1985年一2004年； 北京历史学会理事，1997年一2003年； 唐研究基金会丛书学术委员会委员，1994年一2004年。 从事的国际国内项目： 盛唐工程：盛唐政治制度研究。 《贞观政要》 一、关于《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记录了唐朝初年唐太宗和大臣关于如何迅速致治，如何长治久安的一系列讨论和谈话，凝结了唐朝初年君臣的政治智慧，是传统的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历史和唐初现实相结合的产物。 《贞观政要》唐吴兢编撰，共分十卷四十章。每卷大体有一个主题。第一卷《论君道》、《论政体》，是围绕皇帝和国家体制的。第二卷《论任贤》介绍了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和马周等在贞观时期的贡献、《论求谏》、《论纳谏》，讲求谏和纳谏。第三卷《论君臣鉴戒》、《论择官》、《论封建》，讲君臣关系和官吏任用。卷四《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都与太子有关。卷五《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是从正面阐述官吏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卷六《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则是从正反结合的角度对官员的思想和行为提出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卷七《崇儒学》、《文史》、《礼乐》，都是有关学习和教化的内容；卷八《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记载与国家兴亡有密切关系的农业生产、刑法和赋税；卷九《征伐》、《安边》，讲的是军事和国家安全；最后卷十《行幸》、《畋猎》、《灾祥》、《慎终》，都与慎终这个主题有关。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到，《贞观政要》这本书，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和大臣们关于如何致治，如何进行统治，如何保持政权的议论。议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迅速把统稳定下来，达到天下大治；达到天下大治以后，怎样把统治一直维持下去。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整个政权如何运转，皇帝怎么做，大臣什么做，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对政府和企业的管理层来说都具有普遍意义。 二、《贞观政要 》卷第一 《君道第一》（凡五章）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皆欲…传祚无穷（祚禄位也）。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 …是月，征又上疏曰…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征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諌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扵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諌。及至安乐，必懐寛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 《政体第二》（凡十三章）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 ：“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 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一作学)，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三、贞观君臣论治 太宗初践阼，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卷七《崇儒学第二十七》） 太宗初即位， 中书令房玄龄奏言 ：“ 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 太宗曰 ：“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 （卷五《公平第十六》） 贞观元年，有上封事者，请秦府旧兵并授以武职，追入宿卫。太宗谓曰 ：“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况古人云：‘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卷五《公平第十六》） （贞观元年六月前）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理，思理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论语之辞）大乱之后，将求致治理，宁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朞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従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逺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扵此，皆魏征之力也。”顾谓征曰：“玉虽有美质，在扵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寳。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徳，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肤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卷一《君道第一》） 贞观初，尝谓公卿曰 ：“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卷二《求谏第四》）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 ：“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 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 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卷二《求谏第四》） 贞观元年,大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 贞观元年，太宗曰 ：“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 黄门侍郎王珪对曰 ：“天下凋丧日久，陛下承其余弊，弘道移风，万代之福。但非贤不理，惟在得人。” 太宗曰 ：“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 给事中杜正伦进曰 ：“世必有才，随时听用，岂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治乎？”太宗深纳其言。（《仁义》第十三） 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 ：“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 ：“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卷三《择官第七》）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 ：“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 ：‘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 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 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 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 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卷三《择官第七》）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始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从之。大理少卿戴胄驳曰：“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夫臣子之于尊极， 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 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理。” 太宗曰 ：“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驳奏曰 ：“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太宗乃免校尉之死。（卷五《公平第十六》）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非疾于人，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 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课。 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谏议大夫王珪进曰：“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 诏从之。太宗又曰 ：“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由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卷八《刑法第三十一》）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 ：“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卷三《择官第七》）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 ：“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卷三《择官第七》）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 ：“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卷五《仁义第十三》）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卷一《君道第一》）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曰 ：“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凶未定，东西征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比来四海安静，身处殿堂，不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时行事，大觉非也。”（卷六《悔过第二十四》）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卷七《崇儒学第二十七》）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谏议大夫王珪曰 ：“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汉昭帝时，有人诈称卫太子，聚观者数万人，众皆致惑。隽不疑断以蒯聩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此则固非刀笔俗吏所可比拟。’”上曰 ：“信如卿言。” （卷七《崇儒学第二十七》）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 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卷八《务农第三十》）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 ：“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 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昔舜诫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又《易》曰：‘人道恶盈而好谦。’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身倘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征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 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实用此法。”（卷六《谦让第十九》） 贞观三年又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卷三《君臣鉴戒第六》）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 ：“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着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卷三《择官第七》）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飱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湏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湏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卷一《政体》） （贞观四年）太宗曰：“伤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各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卷五《仁义第十三》） 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之乾元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曰：“……臣尝见隋室初造此殿，楹栋宏壮，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则余费又过倍于此。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元毕工，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矣。” 太宗谓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炀帝， 何如桀、纣？” 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叹曰 ：“我不思量，遂至于此。” 顾谓房玄龄曰 ：“今玄素上表，洛阳实亦未宜修造，后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来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可赐绢二百匹。” 魏征叹曰 ：“张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卷二《纳谏第五》） 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太宗曰 ：“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太宗曰 ：“ 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 ：“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太宗曰：“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太宗曰 ：“ 阴阳拘忌，朕所不行。 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卷八《务农第三十》）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卷二《政体第二》）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 ：“朕此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尝闻石勒时，有郡吏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岂得称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爱祥瑞，遣秘书监王劭着衣冠，在朝堂对考使焚香，读《皇隋感瑞经》。旧尝见传说此事，实以为可笑。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申奏。”（卷十《灾祥》第三十九） 贞观六年，匈奴克平，远夷入贡，符瑞日至，年谷频登。岳牧等屡请封禅，群臣等又称述功德，以为“时不可失，天不可违，今行之，臣等犹谓其晚 ”。惟魏征以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隐。朕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华夏未安耶？” 曰 ：“安矣。”“远夷未慕耶？” 曰 ：“慕矣。”“符端未至耶？” 曰 ：“至矣。”年谷未登耶？”曰：“登矣。”然则何为不可？” 对曰：“陛下功高矣， 民未怀惠。德厚矣，泽未旁流。华夏安矣，未足以供事。远夷慕矣，无以供其求。符端虽臻，而罻罗犹密。积岁丰稔，而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且借近喻于人。有人长患疼痛，不能任持，疗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负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驰。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宁可引彼戎狄，示以虚弱？竭财以赏，未厌远人之望；加年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之诚恳，亦有舆人之论。”太宗称善，于是乃止。（卷二《纳谏第五》《直谏（附）》）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 ：“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谓曰 ：“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 不论数代已前， 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 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卷七《礼乐第二十九》） 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征曰 ：“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然天元、齐主若为优劣？”征对曰：“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则别。齐主愞弱，政出多门，国无纲纪，遂至亡灭。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论之，齐主为劣。”（卷八《辨兴亡第三十四》）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卷一《君道第一》） 贞观十年，唐太宗说：“朕是达官子弟,少不学问,唯好戎马，至于起义，即有大功，既封为王，偏蒙宠爱，理道政术，都不留心，亦非所解。及为太子，初入东宫，思安天下，欲克己为理。唯魏征与王珪，导我以礼义，弘我以政道。我勉强从之，大觉其利益，力行不息，以至今日安宁，并是魏征等之力，所以特加礼重，每事听从，非私之也。”（《贞观政要定本》卷六《杜谗邪》）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卷六《赦令第三十二》） 贞观十一年，时屡有阉宦充外使，妄有奏，事发，太宗怒。魏征进曰 ：“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无此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 太宗曰 ：“非卿，朕安得闻此语？自今已后，充使宜停。”魏征因上疏曰：……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穷其口，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闻奏。本欲察其情状，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节，或重其罪，使人攻击惟恨不深。事无重条，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顷年犯者惧上闻，得付法司，以为多幸。告讦无已，穷理不息，君私于上，吏奸于下，求细过而忘大体，行一罚而起众奸，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讼息，不可得也。（卷五《公平十六》）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周易 》称‘涣汗其大号’， 言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 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义，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卷六《赦令第三十二》） 贞观十一年……（魏）征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卷一《君道第一》）十二年，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 ：“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 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卷二《任贤第三》魏征） 贞观十三年，魏征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谏曰： “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故其垂拱岩廊，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为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区宇，肇开帝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以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谨以所闻，列之于左：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 孔子曰 ：“ 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 ：“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其无畏？”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 ：“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 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 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立身成败，在于所染，兰芷鲍鱼，与之俱化，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惟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间而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不应顿失于一朝。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以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昔陶唐、成汤之时，非无灾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年，曾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所以至死无携贰。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卷十《慎终第四十》）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礼》云：“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臣之间能够和若盐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礼之而已。他并且引用孟子的话：“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他还引用孔子的话：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卷三《君臣鉴戒第六》）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逺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揜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多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故《说苑》曰（汉朝刘向著）：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 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徃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絶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莭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 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代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茍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妬善嫉贤。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 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理，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卷三《择官第七》）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征曰 ：“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征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 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卷三《君臣鉴戒第六》） （贞观十七年，魏征）薨。太宗亲临恸哭，赠司空，谥曰文贞。太宗亲为制碑文，复自书于石。特赐其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因泣下久之。乃诏曰 ：“昔惟魏征，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 （卷三《任贤第三》魏征）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 ：“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 ：“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 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太宗又曰：“ 化及与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 ：“君子乃能怀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 ：“然。”（卷三《君臣鉴戒第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