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国学经典导读名家讲座 第十一讲 《资治通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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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2007年1月21日上午9：00～11：30 地 点：外交学院二楼会议室 主讲人：施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施丁，男，1933年3月出生，江苏省丹阳县人。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史学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论著有《司马迁研究新论》（与陈可青等合作）、《中国史学简史》、《中国史学的传统与维新》、《资治通鉴译注》（历史卷）等。 谈谈《资治通鉴》 施 丁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写了自战国至五代1300多年的历史，300多万字。历来阅读和研讨者很多，形成了通鉴学。我们分几个部分来谈谈：（一）主编司马光；（二）写古为今镜；（三）法善而戒恶；（四）善于写战争；（五）发扬通鉴学。下面依次言之。 （一）主编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生于光山县（今属河南）。其父司马池曾中进士，据说为官清廉、正直。光少时受家学熏陶，颇有儒学修养，二十岁中进士，入仕为官，熙宁四年（1071）到了洛阳，从此六任冗官，都带着书局，致力于编写《通鉴》。直至元丰七年（1084），历时19年，完成《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还有《通鉴目录》三十卷、《通鉴考异》三十卷。末年为相执政一年多，同时编写了《稽古录》一书。因积劳病重而逝世，终年68岁。 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光为人正直、生活俭朴，不喜释、老，为学谨严，著述宏富。其书当以《通鉴》为代表作。 为编成《通鉴》这部鸿篇巨制。光曾选请了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三人协助编写。刘恕博古通今，刘攽精于汉史，范祖禹专治唐史。他们参考了正史、杂史、笔记、文集等等300多种书籍，先分工编写丛目和长编，最后修改定稿，光“笔削”，发论（即“臣光日”）。 《通鉴目录》是《通鉴》全书的概要之作。《考异》是《通鉴》史事的考证之作，后人将它析置于《通鉴》正文之下。 （二）写古为今镜 司马光鉴于北宋“积贫积弱”及新法多弊的情况，立志写史寓意，以为今镜。曾说：“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进通鉴表》）。 如果说写史事只是供人参考，那末，发议论就有借古喻今之意。《通鉴》共有218条史论，其中118条“臣光曰”，还引前人史论99条。所引前人史论，以班固论为最多，15条，还有班彪论3条，都是从《汉书》中引来；而引《史记》“太史公曰”只2条，引唐宋史家论亦少。他与马、班的异同是反映思想倾向的。所论汉、唐二代为多。论前汉（即西汉），引前人论29条，“臣光曰”27条。论唐史，引前人论4条，“臣光曰”25条。汉、唐二代，是中国史上的辉煌时代，其兴亡成败是值得重视的。“臣光曰”的思想观点，给人印象深刻的是： （1）第一条是礼论（即名分论）。开头就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照他说，君君臣臣，尊卑有分，贵以临贱，上之使下的观念与秩序，就是礼，就是名分。这是开宗明义的大议论。 （2）论择人为本，立法为末。正是司马光于熙宁年间反对王安石变法之时，在《通鉴》中发有这么两条“臣光曰”： ①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君子之于择术，可不慎哉！”（《通鉴》卷一一九） ② “君子之于正道，不可少顷离也，不可跬步失也。……是以诡诞之士，奇邪之术，君子远之。”（《通鉴》卷一五五） 只要参考一下他当时的政论，就可明白此“本末”论是有弦外之音的。 （3）所发“正闰论”（《通鉴》卷六九），指出汉代以来有所谓“正闰”之说，而声称“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这是肯定秦、汉等国家与各族的统一及其历史地位。 司马光最为注意的是，国家要统一，礼制当维护，法制不可乱。目的在巩固政权。 （三）法善而戒恶 司马光以为事在人为。所以他编写历史，重人轻天，慎言“天道”，慎书“怪异”，鄙视释、老；着重记述 （1）人性善恶兼有，而当加强教养。光评历史人物明暗贤奸，其人性论是个基本观点。 （2）人具才德，而当以德为先。光两度专论才德，文集中有之，《通鉴》亦有之。他品评历史人物，曰“圣人”、“君子”、“小人”、“愚人”等，正是审于才德之分，而坚持德行为先的。 （3）道术有正邪，强调信正斥邪。光以为择术宜慎，不可一刻离开正道。所谓正道，就是“圣贤之道”，即儒家之道。而以为“释老之术”、“老庄之言”，“神仙方技”、“申韩”之术，皆为“邪术”。他评述历史人物，正是以此区分贤恶的。 司马光大谈事在人为及人之善恶贤奸，目的是强调以史为鉴，要求君主懂得知人、立政之要。他论道： “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炎火。”（《稽古录》卷十一《历年图》） 《稽古录》36条“臣光录”几乎全是按此旨意立论的。《通鉴》100多条“臣光曰”也主要是论立政、用人与历代治乱兴衰的关系，那就是善用人、严阶级、施教化、明法制、讲信义等内容。 他要求君主自修“好学”，一是学习历史，以史为鉴，“法善、戒恶”；二是顺民心，纳忠谏，改过从善，“以改过为美”（《通鉴》卷十二）。 （四）善于写战争 《通鉴》善于写战争。它着力地写了历代各种战争，是把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来看待的。中国古代历史名著中，写人物最优秀者应推《史记》为首，而写战争最出色者就当以《通鉴》为最。 《通鉴》简洁、生动的文采，在写战争方面有集中的体现。有些写战争的篇章，如写赤壁之战、肥水之战、李愬奇袭蔡州等的文字，是千古传诵的佳文。 司马光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写战争的，故他着意于： （1）写战略方针。如写楚汉战争，项羽与刘邦强弱胜负的转化，关键在于项羽随意性很大，刘邦在关键时刻能制定出正确的战备方针。 （2）写将帅计谋。如写官渡之战，袁绍无计谋，忌贤拒谏；曹操足智多谋，从谏如流，故袁败曹胜。 （3）写战场与细节。《通鉴》写战争，有大场面的铺叙，有细节的描写，写人写事，都有声有色。如写赤壁之战，真实、生动、细致，引人入胜。再如写肥水之战，秦苻坚自始至终的神色：骄傲、疑惧、流泪；晋谢安泰然自若，而内心激动。 （4）写战争胜负的原因。如写隋军灭陈，特别注意政治对军事的严重影响。 （五）发扬通鉴学 《通鉴》问世之后，享有很高的声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起了人们的兴趣。于是，续作者有之，如《续资治通鉴》、《明通鉴》，等等；改写者有之，如《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等等；注補者有之，如胡三省《通鉴音注》、严衍《资治通鉴补》，等等；评论者有之，如王夫之《读通鉴论》、黄恩彤《鉴评别录》，等等；校勘者有之，如近人章钰的《胡刻通鉴校宋记》；为司马光作传写谱者有之，如顾栋高所作《司马光年谱》颇佳。 近百年来，《通鉴》学有所发展。研究成果丰硕。我个人以为，《通鉴》学还大可发扬。首先，要发扬编写者认真、严谨的学风和文风；次之，当怀抱热爱祖国历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神；三者，以史为镜，面向未来，肩负新使命，创造新时代。 向大家介绍一部分论著，供大家参考：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 《通鉴学》，张须（煦候）著，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版。1981年安徽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 《通鉴胡注表微》，陈垣撰，科学出版社1958年。 《资治通鉴介绍》，柴德赓撰，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年。 《资治通鉴丛论》，刘乃和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刘乃和、宋衍申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司马光新论》，季平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施丁撰，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 《资治通鉴大辞典》，施丁、沈志华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王锦贵著，大象出版社1997年。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王德保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资治通鉴》，施丁选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 《纪念司马光、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文艺基金会编，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跋《宋司马光通鉴稿》，翦伯赞撰，《人民日报》1961年6月18日。 《论司马光的历史编纂学》，陈光崇撰，《历史教学》1983年第6期。 《论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施丁撰，《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资治通鉴传入日本及其影响》，李春光撰，《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88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