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的春天，“非典型性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中日友好医院肩负起了医治“非典”病人的重任。呼吸内科主任林江涛和广大共产党员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勇往直前，把许多患者从死亡线上拖了回来，奏响了一曲用生命守护生命的赞歌。

　　林江涛从医的十多年，始终牢记治病救人的宗旨，坚持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把患者的康复看作最高的荣誉。 2003 年春节期间，广东省发生“非典”疫情的消息不断传来，林江涛出于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敏感和责任，时刻关注着这一突发传染病的发展和国内外研究的进展情况。

　　3 月 19 日，中日友好医院接诊一位发热病人，经林江涛会诊，确诊为“非典”病人。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林江涛穿上了厚厚的防护服不分昼夜地在为救治病人忙碌。身为一名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他深知这一病症的传染性和危险性，但是他却全然不顾。他说，我是一个医生，在疫情面前我别无选择，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必须冲锋在前。

　　随着病人数量的增加，林江涛的工作也越发的繁忙了，每天 3 、 4 个小时的睡眠使他全身疲惫，然而只要病人病情需要，无论白天晚上他都随叫随到，从无怨言。也许是厚厚的口罩、隔离服遮挡着他的倦容，在病区人们看到的永远是精力充沛、头脑清晰的林大夫。按照卫生部的统一安排，在“非典”病区工作三周以上的医护人员可以分批到北京郊区休养。林江涛说：我的疗养日期安排在最后一位“非典”病人出院那一天。

　　在抢救危重病人的过程中，他不时地近距离接触病人，仿佛忘了被感染的危险。同事关心地说：“你可不能倒下，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他却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救死扶伤，就应该像战士上战场。正是这种勇敢与科学、镇定与坦然的态度，影响和感染了周围所有的人。在他的带动下，呼吸内科的党员们个个冲在前面，成为“累不垮的战士”。

　　为了更好地救治病人，医院成立了“非典”医疗组，作为组长，在繁重的救治工作的同时，林江涛承担起了院内医师的培训工作。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向同行、前辈取经求教。为了使每位患者得到最好的救护，林江涛先后对相关医护人员进行多次专业培训。他还主持并亲自编写了《中日友好医院“非典”诊治方案》，并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吸取国内外研究的成果，进行修订完善，从而进一步规范了医院“非典”的诊断、治疗程序，为医院的抗击“非典”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医疗基础。正是由于他和同志们的不懈努力，使中日友好医院高治愈、低死亡的成绩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

　　由于救治病人，中日友好医院有几位医护人员不幸染病。作为院医疗组组长，林江涛深知救护他们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自己相濡以沫的同事、情同手足的战友，更有着激励其他医护人员、稳定军心的特殊意义。为了有效地救治他们，林江涛以科技工作者的博大胸怀，不计个人名利，主动提出邀请院内外专家会诊、讨论病例，共同探讨救治方案，终于有效地控制了病情发展。

　　4 月 22 日，中日友好医院派出第一支医疗队，支援北京胸科医院。作为医疗队副队长，他又忙着到那里踩点、筹备。连日的疲劳使他一脚走空，摔在了楼梯上，造成了骶尾骨骨折，可他谁也没有告诉。钻心的疼痛使他不能坐下，晚上也只能侧着身睡一小会儿。一位同事发现了“秘密”，偷偷告诉了他的爱人。爱人来看他，他却说：“我没事，你别管了，我还忙着呢。”说罢就把爱人赶走了。

　　中日友好医院被定为“非典”防治专病医院时，医疗队也从胸科医院撤回。本来医院改建这短短的几天，对于已连续奋战了一个多月，身体处于极度疲劳又是骨折患者的林江涛是一个可以喘口气的机会。可他一回到医院就换上隔离服来到隔离区——那里还有几十位病人，他们的病情牵动着他的心！会诊、治疗，没有人看出他是忍受着剧烈的病痛在坚持工作。就这样，他看病人，培训医务人员，讲课、会诊、查资料、准备科研……每天忙到深夜。有一天晚上，林江涛疼痛难忍，让同事给自己“打封闭”，并一再叮嘱注意保密，第二天他又准时出现在隔离区。

　　作为一名医生，一位严谨认真的学者，他深知坚持科学真理的重要。 4 月初，当“衣原体病原学说”作为主流时，他本着科技工作者所特有的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态度与高度责任感，在北京市“非典”防治专家组首次会议上勇敢地提出：“仅凭从死亡病人尸体标本上分离出的衣原体颗粒，就推断‘非典'的病原体为衣原体，是不够科学的”。并指出：从广东患者和我们近一段时间接诊病人的临床症状和治疗经验来看，“非典”的致病原应该是一种病毒，并且国内外已有实验室分离出冠状病毒。因此，致病原很可能就是冠状病毒。这一观点的发表，对北京“非典”防治方案的确定、对北京地区有效救护病人，降低病死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呼吸内科专家，林江涛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提出：“这是一种新发疾病，将来肯定要写进教科书，但现在我们可供借鉴的经验实在太少太少了。因此，及时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对下一步接诊其他病人是非常重要的”。疫情初期，确诊的“非典”病人需要转到指定的医院接受治疗，病案资料当然会随之转走，每天在紧张忙碌的工作结束后，他都会带着他的学生将患者的 X 光片用数码相机拍摄下来，存入电脑，并记录下各种可供研究的资料，分析病情，总结治疗经验。为了留下这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不知林江涛奋战了多少个夜晚，苦熬了多少个通宵。

　　在大量的院内外会诊中，他发现基层医院在“非典”诊治过程中，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比较混乱，甚至有时是不规范的，影响患者的病程，产生严重的并发症，还影响到患者的预后甚至会危及生命。出于医务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他及时上书北京市卫生局、中华医学会、北京市“非典”防治指挥部。他不顾自己原已超负荷运转的身体，连夜撰写了《 SARS 治疗中糖皮质激素使用的几个问题》一文，以论坛形式在《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好医生网站发表，亲自参加了《北京市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指南》的编写。

　　林江涛深知消除恐慌、稳定市民情绪有时比单纯地救治几个病人更重要。因此他一改往日“低调”的作风，频频在电视、电台、网站、报刊等媒体出现，做了大量的公众教育工作，广泛传播防病知识。他以专家的身份和学识，积极为政府出谋划策。在北京市“非典”防治专家组首次会议上，他提出新闻媒体要更多地面向大众宣传科学防治“非典”的知识，并建议全社会采取必要的消毒、隔离措施，以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这些建议被采纳，为切断传染源，确保北京抗击“非典”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繁忙的工作使林江涛根本无暇顾及家庭。进入隔离区后，儿子一个多月没有见过爸爸，只好以一名普通听众的身份给正在电台做节目的林江涛打电话，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想你了”。听到这些，林江涛心里涩涩的，然而等作完节目，他又立即回到救治“非典”病人的前线去了。

　　提起 70 多岁的老父亲，林江涛的眼圈就发红。他是个孝子，可由于工作忙，平时根本没有时间照顾父亲。当父亲因病住院的时候，他也只是匆匆做好安排，便一头扎进了“非典”病区。有几次他都想去陪陪孤独的父亲，但总是被一个接一个的危急病人留住。老人的日常生活，只能由病房护士照顾，就连他问候父亲的电话也因太忙而草草挂断。由于自家居所台阶太高不方便，老父亲出院后住在一栋借来的房子里，每天只能由爱人来回奔波照顾。提起林江涛，他的爱人说：“他不会说甜言蜜语来哄我，但我知道他的心里装着我们，一刻也不曾忘记。”的确，结婚十几年来，俩人一块外出购物的次断屈指可数，有时刚出去又因为病人的紧急情况赶回。“没有怨言是不可能的，可我理解他，我必须支持他。”正是家人的理解，支持着林江涛一直奋战在一线。

　　战胜“非典”，仅靠勇气是不够的，必须依靠科学。为了寻求治疗“非典”患者的更好方法，林江涛同其他科室合作开始了国家科委 863 计划课题 —— 《 SARS 病毒感染后机体免疫应答反应的评价以及对临床诊断和指导治疗意义的研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 WHO 合作课题 —— 《早期应用中药治疗对 SARS 病程、预后及免疫应答反应的影响》、科技部攻关课题 —— 《呼吸道粘膜防御系统在 SARS 感染中作用》、中日友好医院课题 —— 《医护人员 SARS 隐性感染的发生及其与暴露时间、工作强度以及易感性关系的研究》，还承担了抗 SARS 新药的临床研究工作，为彻底战胜“非典”，林江涛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向更高的目标进军。

　　当组织要对林江涛的事迹进行宣传时，他再三拒绝。他在给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的信中写到：“我非常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将以此为动力，以更大的干劲投入到今后的为人民服务工作中去”。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在党和国家利益、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刻，冲锋在前也是必然。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全院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我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尽了自己的努力，做了最普普通通的事情，而我个人的力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党委的正确领导、全体人员的团结协作。

　　危难方显真正勇士，杏林寄予无限深情。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林江涛恪守着救死扶伤的天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着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书写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